现在的孩子，有很多不知人间的疾苦。他们爱钱，但并不知道钱的妙用，以为钱的意义乃在于奢华的生活，不知道它还可以用于救命，还可以缔结人与人之间可贵的友谊。可贵的钱一定是很少的，很多的钱就根本不值钱了。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可惜的是孩子们不懂。

　　我总是想起很少的钱，总是想起我少年时代的朋友Y。在他下放的那个生产队里，劳动力日单价是一角五。也就是说，最强壮的男人干一天的农活能挣一角五分钱。这钱还不能马上兑现，记在账上。年底生产队分粮食，便用这钱来抵（或来买）。

　　一个家庭一本账。分粮食是按人口分的，如果你家里的劳动力多、挣的工分多，便可以持平，或许还有结余。如果劳动力少、挣的工分少，就得另花钱来买剩余的粮食了，或者只能分到和所挣工分相当的粮食。Y家的情况属于后者，下放时他才九岁，无法去挣工分。一家五口只有母亲能干活，挣六分工，也就是每天八分钱。Y的父亲身体不好，生产队照顾干点轻活，每天挣五分工，也就是七点五分钱。又没有其他的钱买生产队的粮食。挣钱和粮食挂钩，因此吃不饱是Y少年时代最主要的问题。

　　后来Y的父母相继去世，Y长到了十六七岁。他没有上高中，因为需要挣钱养家。在生产队里挣工分解决不了问题，经人介绍，Y去了一个工地上当小工，给人拎泥灰桶，拎一天是七角钱，境况大大改善。后来Y顶父亲的职去县城的一家单位当工人，每月工资二十六元，经济就更加的“宽裕”了。当然这宽裕仅就一家吃饭而言，遇上嫁娶丧葬要用钱的事还是不成。嫁娶或许可免，丧葬却不能如人所愿。当年，Y的父亲去世时因无钱火化安葬，Y跑了无数趟上山下乡办公室。面对冷面白眼，Y说出了如下惊人之语：“如果你们不管，我就把尸体掀下河去拉倒！”

　　那时我在济南读大学，听说此事，马上寄了二十五元钱给Y。二十五元，是当时家里给我的一个月的生活费。那个月我是靠借同学的饭菜票过来的，问题不大，因为每个月都有二十五元，慢慢地也就还清了借账。

　　1979年我父亲去世，一天Y来看望我，我们来到外面的街边。两个人蹲在地上，抽烟、说话。突然，Y掏出一张十元的皱巴巴的钱，塞给我。他的意思是，我父亲去世了，需要钱用。当时我就像被电着了一样，立刻把钱推了回去。Y不肯往回拿，两人你来我往了很多次。这钱最后我收了没有已经记不清了。我家当时的经济状况比Y好多了，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却设身处地地想着我的难处。

　　这事过去了很多年，犹如发生在遥远的前世，但我总是清楚地看见两个街边的青年推让着那张皱巴巴的钞票。Y满面笑容，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因为他天性柔和。我想我们难得的友谊是和钱有关的，和很少的钱以及与此相关的感激和同情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