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宗教的原因，藏族画师极少在作品上署名，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有画师署名的作品，当算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32号藏品——药师佛帛画。这幅作品创作于敦煌，约在吐蕃王朝晚期公元9世纪。作品背面写有藏汉文题记，其中藏文记载了一位名叫白央的藏族僧人与汉族画师共同制作帛画的佳话。稍晚至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即公元11至公元13世纪，日喀则艾旺寺、姜普寺也有个别画师留下了自己的签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弥久及天灾人祸等各种因素，上述寺庙多遭损毁，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中猜测那些消失在历史角落的鲜活人物。

　　明代以后，藏族画师开始较为正式地在作品上署名，这种新传统的建立受中原汉地美术文化影响至深，同时，这也是对西藏美术成熟自信的回应。代表西藏美术高峰的白居寺壁画，在《江孜法王传》中记载了参与创作吉祥多门塔壁画的数十名画师，他们来自江孜、拉孜和尼木一带。明清以后，西藏美术史上开始出现人们耳熟能详的勉拉顿珠、青孜切莫、南喀扎西等画家名字，这些勉唐派、青孜派和嘎赤派的开山宗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至今影响西藏传统美术最深刻的，却是伴随新勉派出现的“标准样式”－－也是当代藏族标志性的传统绘画样式，而其创始人似乎已经被当代人文社会和美术界所遗忘。

　　相信对西藏文化和美术稍有了解的人士，在西藏看到的几乎遍布寺院壁面和殿堂的壁画、唐卡，对其毫无变化的视觉形式一定印象颇深，这种僵硬的样式的确成为了表征西藏传统文化的视觉符号。自然这种低水平的标准样式很难使人对其创派人物产生兴趣，他的名字就这样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是，我们对新勉派和“标准样式”的源流的一番简要的梳理，却意外发现一位西藏美术史上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他所达到的艺术水准，远与欧洲相比，不在荷尔拜因之下；近与中原相比，不让李公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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