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笔者阅读天主教徒郭抱扑先生大作〈吊诡的历史〉，他提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神父在台湾乡下传教，与当地领导阶层来往频繁，关系极为良好，也因此教会颇受当地领导阶层的尊重，从中、小学校长、警察局主管至其他各机关的领导人员皆然，其中还有不少人信了天主教。举凡教会举办的活动，如圣诞节、圣体游行，都能得到地方充分的配合；教廷驻华大使视察教务时，更是盛况空前、万人空巷。”

　　“但再经数年，情况却全然改观。没有多久，本堂、分堂大片的牧场几乎全部空出。社会上层的皈依不仅没有带动全乡的皈依，他们自己也都离开当地，调迁他处。关键点在于当年被列为传教主要对象的领导阶层，没有一个是当地人，而且都是从大陆初迁台湾的人士。他们有的迁往都会地区，有的因职务的调动而离开。”

　　“真正是当地基础的社会组织：聚落、村落、宗族……，教会只有蜻蜓点水般轻触了一下，基本上毫发未动。村长这级的地方领导人与乡级的‘长官’相较，显得非常的‘地方’，而且与教会的‘气质’似乎不太相符。因此日后兴起的公庙组织、佛教团体，乃至于像一贯道这样的民间宗教，便成了他们和大部分村民的归依之所。这些团体由他们经营起来，成为台湾的宗教奇迹。”

　　为什么在地方上，连村长都没办法使他成为基督徒？这在笔者看来，答案非常简单！村长身为地方龙头，为什么要为了宗教信仰而断开他与宗族、乡里间的脐带呢？失去了与群众联结的脐带，又有谁会拱他当村长呢？

　　八、典范人物的耕耘与收获

　　在这样一个“民间对佛教较有好感”的基础上，加以大专院校佛学社团与营队之耕耘，知识份子研究佛学者日益增多。而更重要的是，佛教出了几位典范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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