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间，笔者邀请性广法师一同找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了中长老（现任世界佛教僧伽会会长），两个“小毛孩子”，竟然想要在中佛会组织下，成立一个护教组织。后来几经筹备，“中国佛教会青年委员会护教组”终于挂牌运作了起来，笔者被公推为“组长”。

　　那时的传播媒体、艺文界人士，时不时就丑化僧侣，大都说僧尼是因为失恋、失意、遭受挫折与打击才出家的，我们不希望社会对僧尼有此刻板印象，所以想用组织交涉的方式，防止无聊文人与记者，肆无忌惮以调侃或辱慢僧尼。

　　一九八八年六月成立护教组，这是奠基在台湾社会“解严”的基础上的。解严以后，社会上已有许多人民自发性“自力救济”与抗议警宪的民主运动，早先笔者对这些运动也并无好感，认为这些人“没事闹事”，可是等到自己有了切身之痛，在三宝受辱时，“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时观念就有所改变了，策略也常相同。例如，当媒体刊登一些污辱三宝或对佛教的报导有所不公、不实的言论时，我们就会撰写投书传真出去，并打电话请他平衡报导，如果他不答应，我们就寄存证信函，郑重告知：如果不依法刊登我方报导，我们将不排除发动全体佛教徒拒订贵报。这么一来，策略往往奏效。因为订户对他们而言，是经济命脉，不但影响报份，而且也会影响广告收入。毕竟佛教徒的人口众多，只要有一小半人拒订，就够他们受的了。

　　在护教组成立之后，我们就着个案一一交涉，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例如，曾有一篇中央日报的报导说，高雄市佛教的出家人口（他文章中用“尼姑”的称呼），只有一百三十多个人。事实上高雄市佛教比丘尼绝对不止此数。此外，报导还说这些人都是因为失恋、离婚，生活不如意才出家的。看了这篇报导之后，笔者当然很生气，立刻打电话过去！记得当时在笔者身旁有一位学生还极力劝阻道：“师父，您还是不要打吧！”笔者说：“不打，人家就瞧得起我们吗？搞不好走到街上还被人当作‘弃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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