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1949年以后的大陆佛教，历经两次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十年文革内乱，佛教元气大伤，人才断层，晚近改革开放之后，寺院建筑虽逐渐回复旧观，但人才的培养，仍非一蹴可几。这就形成了两地佛教风貌的不同。

　　还有，自太虚大师过世至今，大陆迄未出现以思想之卓越与完整而见长的高僧（如印顺法师这样），能以其德学的权威，经绵密的学理辩证与教史研考，惩前毖后，提供一套“复兴中国佛教”的宏观策略，所以大陆各寺院大都延袭旧惯，不是隐遁山林，就是香火经忏。少数寺院所办的佛学院，业已积极培育僧材，但院生依然要面对“理想与现实差距”的问题。　

　　再者，大陆佛教迄未出现类同星云、圣严、证严法师等这样具有群众魅力的典范人物，加上其运用传媒以扩大知名度与影响力的主、客观条件也还不及台湾，所以短期间尚无法看到如同慈济、佛光或法鼓等大规模而有组织的团体，会在中国佛教社会之中出现的可能性。这样当然是有利有弊，但无论如何，逢遇巨大灾变的场合，庞大佛教团体所展现的动员力与救援力，实非寻常“散户”所能望其项背。　

　　台湾佛教的表现，虽有其本土化、多元化与全球性特色，但这并不表示台湾佛教的发展都是非常正面的。更且在过往台湾民主运动的时代，佛教当权者与执政当局紧密结合，依附权贵的色彩过于浓厚；面对种种攸关土地、人民与苦难众生的社会运动，佛教也几乎无动于衷，甚且敬而远之。作为一个人口比例占大多数的主流宗教，未能实时参与改革事业，共同兴利除弊，反而在无形之中，给予保守力量以负隅顽抗的空间，卒遭致“在前人树荫下乘凉”之讥。

　　即使笔者生年也晚，只参与到后面那一段风云际会的年代，提倡佛教社会运动，依然被保守派敌视诋毁，而且显得非常「另类」。这一方面，较之基督长老教会矢志扮演「社会先知」的角色，不惜风险而与民主斗士共同打拚，佛教似乎柔软有余，却少了大雄大力、大无畏的精神，这点是殊为可惜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