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个人社运经验的摸索过程中，笔者从未改变自己的主张：“政教分离”。宗教可以基于教义的反省，而关怀弱势群体与苦难众生，进而要求改善不良的政策与法律，但这纯属政策面与法律面的诉求，而不介入“权力分赃”的游戏。因此，笔者并不赞同佛教徒另组政党，也不赞同佛教团体拉抬特定政党。政党是一种夺权的工具。佛教不应一面倒地介入权力分配的游戏。但是话说回来，佛教也不宜完全将自己置身于公民社会之外，拒绝所有法定的民主运作。就佛教徒之为公民一员而言，这是权利，也是义务。然则如何“离此二边而行中道”？关键在于让佛教徒的选票流向，有益于促进那些“仁悯众生”的法案，并能有效抵制金权结构下容易生成的恶法与恶政。

　　基督宗教早就这么做了，在西方长期政教关系的抗衡中，教会早已摸索出一套与政治势力的对应之道，而把基督宗教中“公义”与“爱”的理念，巧妙地推展到世俗法律的层面，或是形成政策。可是佛教在这方面却没有历史的传承，而且早已受到“政治挂帅”文化的驯化，听到政治就害怕，看到官员就比看到高僧还得意洋洋，凡是庆典场合，一定请政治人物先行致辞，“请坐请上坐，泡茶泡好茶”，许多长老法师，不但私人“入党”，担任高级党工，而且“党意高于教旨”，忠党高过爱教，这种政教易位、本末倒置的现象，显然透出了“没有佛教主体性意识”的隐忧。

　　在台湾，笔者个人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笔者绝对介入某一些笔者所关切的政策与法律，但笔者不以“救世主”自居，所以无法关切所有的法律与政策。在台湾，有很多NGO团体与社会精英，从各个层面关心各个不同的诉求，如劳工的诉求、人权的诉求、幼儿的诉求、妇女的诉求、原住民的诉求等等，他们都各自组成了不同属性的NGO。在这些诉求中，笔者发现，必须加倍关心那一群没有选票的动物，因为在民主社会里，它们不能透过“发声”乃至集会结社等法定行为，来让社会注意到他们的悲苦。笔者愿意为牠们代言，也愿意为那些同样“没有声音”却惨遭破坏的生态环境代言，偶有其他人权团体的个案议题，寻求笔者的声援，笔者也愿意随份随力共襄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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