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迁台以后，佛教有了一些转变。这些转变，首要来自佛教内部的力量。大陆僧侣大量迁台，有建树，也有弊害。建树是：这些僧侣大都受过佛学院的正规教育，来到台湾以后，致力宏法，并推广传戒，让僧侣的素质维持较为如法的水平。其次，他们摄授了许多斋姑。斋姑听闻佛法之后，许多对比丘尼的戒德庄严有所向往，于是剃度为比丘尼。许多斋堂后来也转变成为佛教道场，斋姑住持往往培养下一代接棒人，让她们就读佛学院，这些人也有许多剃度成为比丘尼了。此外，大陆来台僧侣广为宣传教化，办杂志，办教育，为未来佛教的文化与教育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大陆僧侣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就是大陆佛教的经忏模式。台湾过往佛教，虽亦有经忏僧，但较为纯朴，着重在对信徒老病死苦的帮助。虽有一些斋教人士从事商业化的经忏行为，如龙华派，但在本质上那都还是在家佛教。出家人在寺院里，大都过着刻苦清修的生活。一些老尼师告诉笔者，她们青年时代的岁月，都在搬柴、运水、牦田、种菜之中度过。所以寺院并非完全依靠经忏来维持道场经济的。但是，大陆来台的僧侣，却带来了极为商业化的经忏，垢弊丛生。社会对佛教的藐视，经常是来自经忏议价的俗不可耐，以及对应赴僧的坏印象－－真假僧侣杂沓，戒德欠佳。

　　四、政权控管与教会系统

　　其次，延续日据时代的高控制，由南瀛佛教会改制为“中国佛教会”，政府透过佛教会的白手套以控管宗教。殖民政府怀疑殖民地人民的忠诚度，所以需要控管宗教，这点还可以理解；但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在政教关系上，还是采取中国文化中「政治挂帅」的常规，以政治力来管理宗教。这种心态，随着台湾政局的动荡，而益形严峻。戒严时期，凡是全国性教会，各宗教都被限定只有一个，政府对宗教，就是透过全国性教会系统作为白手套，来加以控管的。这种控管方式很隐微也很技巧，表面上很和善，但必要的时候，执政党会介入教会领袖的选举。权、利之所在，经常就是腐败之所在，高僧大德不会有兴趣玩弄权柄，他们对此敬谢不敏。那么热衷于权、利游戏，想要挤上金字塔尖端，成为教会领袖的，会是哪一种人？他们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吾人可想而知。因此吾人也不难明白，为何教会系统的领袖们，大多数是国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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