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由于佛教徒当惯了“顺民”，一听到“政治”就害怕，唯恐惹祸上身，于是上焉者忙不迭地标榜“中立”与“超然”，下焉者则是攀附权贵，引以为荣。这种行径，怎能换得台湾社会的尊敬呢？有些佛教慈善团体，虽然不愿碰触与政治相关的任何议题，但他们救渡苦难众生的正面建树绩效卓着，而且每一个团体还是难免有其局限，我们也就不忍多作苛求了。

　　可是广大社会对佛教的要求不祇如此，台湾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台湾的弱势群众与苦难动物，剧苦方殷，如果这些苦难源自于错误的法律与政策，或即使苦难不源自于此，却因错误的法律与政策而致令苦难无法疏解或甚至加剧加深，那么，以佛教的慈悲精神，难道不应在法律与政策面对它施以关切？台湾依然有些沦丧人权、动物权与环境权的阴暗角落，当社会良心人士抱持着悲天悯人的态度，组成各种NGO团体，挺身挑战阴暗，为苦难众生带来一线光明希望之时，如果佛教对这些老是“碰都不敢碰”，那么，佛教将永远被定格为一群“既得利益者”，甚至被边缘化为政治上“没有声音的人”。于是佛教徒即使人数再多，政治人物订定法律与政策时，都根本不必考虑佛教徒的感受，因为，反正“不吭声的人”，在民主社会中，就像空气一样，宛若“不存在的实体”。

　　台湾人民难免有人谴责佛教，认为他们都是“在他人种植的树荫下乘凉”的人。他们质疑：当你们标榜“建设人间净土”的此刻，如果连眼前的净土都因恶劣的政策而变为秽土了，你们还连吭都不敢吭一声，试问如何“建设”？

　　笔者个人是从事社会运动的。笔者从不认为，社会运动可以替换慈善救济，这是两股不同的力量，也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向。慈善工作是救济苦难的，社会运动却经常是因为理解苦难来自于罪恶，故进而要求将罪恶消弭于无形的。当罪恶能消弭于无形，许多苦难就会因此而削减力量。我们总不能等到苦难发生时再施行救济，或是等到遭逢苦难者往生之时，再给他念阿弥陀佛送上西方吧！为什么不釜底抽薪，让苦难在源头上就减除它发生的机率呢？但这难免就牵涉到佛教团体对“政教关系”的不同看法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