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在政治层面，显得既可怜又可憎。可怜的是，亲近权贵，这不能说全都是来自于虚荣心与攀附心。第一、如前所言，佛教在异教徒巧妙运用政治力量的时代里，吃过不少闷亏，遭受过微妙的打压。其次，相关法律多如牛毛且未近情理，迫使许多寺院不得不冒险违法建筑殿堂，这无形中就像被掐着脖子一样，哪敢不乖顺政权呢？为了建寺安僧，他们往往是正门走不通，只好走后门，可是一旦走了后门，他们就与特权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政治人物当然乐意释放一点特权，让宗教人士与他们形成“共犯”。这样，一来便于控管，二来也让宗教人士成为他们的死忠“桩脚”，教会形同特定政党的尾巴团体。

　　过去台湾佛教大都是忠于国民党政府的，这等于是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当时笔者已经看到了这个危机，笔者担心的是，万一有一天政权移转，那么，一厢情愿拥抱特定政党的佛教，岂不全都灰头土脸了吗？这对佛教来说，是潜藏重大危机的。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佛教已经不再是任何政权所可迫害的了，但是如果佛教自己做不好，是会被人民唾弃的。最起码在过往的岁月里，佛教的法师大德已经尽了心力，在政权的夹缝中保护了佛教，我们无法苛求他们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宽阔的政教视野，但是台湾社会的佛教，已不能再依然故我地运用这种方式来面对政治了。“佛教主体性意识”的政治关怀，需要的不是为特定政党摇旗吶喊，也不是超然的旁观，而是超然的议题性介入。

　　看到台湾佛教“一面倒”以倾向当权派的形势，这使得笔者不得不站在“在野”的这边，宁愿与在野的社运中人为友，共同为一些寻求公平与正义的社会议题而奋斗。如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已成为当朝权贵，可是笔者还是与他们保持距离，而避免任何周旋其间的场合。因为笔者坚信：佛弟子应该以良心人士自居，作一个永远的「在野」，作在朝者永远的「诤友」。笔者不是要与他们为敌，但不愿分享他们的荣耀，这样，必要的时候，如果当朝权贵犯了错误，笔者依然可以大声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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