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出家一段年日后，受到印顺导师的提携，到福严佛学院教书。当时他希望笔者未来能在佛教学术上多所措心，甚至要求学院让我得免行政事务的烦扰，专事研教。那时笔者算是山居的一介学问僧，写出来的佛学文章，已谬承佛教界的赏识，也自期能以学术成就来报答恩师。但是因缘际会，却使笔者离开山林与学术的象牙塔，展开了为期十五年护教与护生的生涯。

　　一九八七年间，有一次偶从山门向外眺望，看到《国文天地》“修理”佛教，辱慢僧尼，内心非常生气。其实自明、清以来，低落的僧品与轻慢僧尼的风气互为恶性循环，僧尼往往被贴上“情色”与“暴力”的标签，而成为戏曲小说中的负面角色。碍于“忍辱”之教，僧尼往往静默承受而不反抗。这样一来，让人觉得辱慢僧尼不须付出代价，“软土深掘”而肆无忌惮。

　　可能因为笔者本身受过大学教育，有民主理念与正义理想，总认为出家人也应受到平等尊重，不应因其出家身份而横遭羞辱，所以遇到这种情形，理所当然要“不平则鸣”。

　　早先只是以文章回应这些偏颇言论，但发现到媒体编辑一般总是保护原作者或社方记者，不肯刊登我方回应，对此笔者束手无策，于是与当时旁听笔者佛学课程的性广法师商议。性广法师当时住在汐止慈航堂，按期到山下宏扬佛法，有一群在家学生，大都是上班族。她很有前卫意识，立刻把《国文天地》）羞辱佛教的文章，影印给闻法大众阅读，群情愤慨，共商每人每天打一通电话到杂志社，要求社方必须刊登笔者的文章，以为平衡报导。

　　起先杂志社还是很老大，想要不予理睬，但经过大家不断地打电话，他们还是会烦、会怕，终于有了一些妥协。几度类似的事件交涉下来，我们发现到，这些媒体很“老大”，个人与他交涉，他根本就不会理睬，于是我们决议，干脆成立一个组织来与他们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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