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由于社会运动面对的往往是罪恶，包括政策的罪恶、法律的罪恶、人性的罪恶、政商微妙勾结的罪恶，以及意识形态的罪恶，而佛弟子期待的又是和谐而非充满张力的生活。不祇是佛教徒，普世的宗教信徒，大都希望在宗教中获得心灵的和谐平稳，不愿意接受种种人事的张力。所以即使是慈悲为怀，他们也宁愿面对苦难，因为那比较没有争议，而且厕身于救难行列，让他们会有较大的成就感。但是一旦面对罪恶（而且是他人或集团的罪恶），经常可能要面对被报复、被反扑、被惩戒的后果，最起码他们会身心劳苦。因此，在台湾佛教界，社会运动迄今犹非主流，主要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个屈指可数的佛教团体在推动它。虽然我们的力量不大，但无形中也弥补了佛教在这方面的缺憾，而让台湾社会减低了对佛教的谴责声浪，也让台湾佛教徒在几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不至于完全“缺席”。但有时想想，还真感受惭愧，佛教徒人口如此庞大，可是真正愿意添加“声张正义”的行列，为此而参加社会运动的，又有几个人呢？

　　社会运动带来了广慈博爱与公平正义的社会前景，佛教若要有尊严地在台湾社会中存活，那么就不能够光只注意着“宗教法规”对佛教是否有利，“火烧到自己的眉毛才喊痛”，这样人家是会瞧不起佛教的。二○○一年上半年，许多出家人嚷嚷说：宗教团体法如果依于内政部版本，将对佛教不利，于是呼吁“海内外佛教徒”走上街头，笔者闻言全身冒起冷汗，很怕他们“丢人现眼”。台湾社会难道不会质疑：当年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他们千辛万苦走上街头，为民主、自由与人权而奋斗，当其时，佛教安在哉？现在佛教已坐享民主之果实，可以“上街头”了，这实已是在前人所种的树荫下乘凉，结果一出马就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非公众利益。这样走上街头，你觉得人家会瞧得起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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