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印顺导师为何提倡“人间佛教”？他在《印度之佛教》自序中提及：抗战期间，他在四川北碚汉藏教理学院，遇到弃佛入儒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告诉他，其所以弃佛入儒，理由是“此时、此地、此人”。这使印顺导师痛切反省，为复兴佛教而矢志在“思想”的源头上厘清佛陀本怀，倡导大乘的“人菩萨行”。这些，以宏观的角度来看，无非是因为儒家所创建起来的强大社会监督系统，促使“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佛教僧侣，不得不奋发图强，汰泊存精，让佛教更能契应于佛陀的护生本怀；并且修正隐遁独善的路线，符应“兼善天下”的中国人文精神。

　　印顺导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俨然成为台湾佛教思想的主流，即使那些挂着“人间佛教”旗帜的佛教团体，其思想未必与导师全然相同，但无论如何，他们也还是非常尊崇印顺导师，而“佛教必须走向人间，拥抱苦难众生”，也已经成为主流佛教的共识。可以说，这股“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而奋发图强以走入人间的力量，造就了几位光芒万丈的典范人物，印顺导师是如此，星云大师、圣严法师与证严法师，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觉得，太过保护佛教不是好事。佛教被迫害当然不成，但是若能被适度地监督与批判，这永远会是一股让佛教维持清新的力量。在台湾，学者价值中立而审慎地自我节制本是好事，但凡事过犹不及，如果对佛教总保持着一份客气，或是与佛教某些特定团体有深厚的利益牵扯，那就很难以善意与公正的态度，对佛教提出适切的鼓励与诤言。

　　另一股监督系统来自友教。证严法师曾提及她做慈善事业的最初动机说：一九六六年，花莲海星中学有三位天主教修女，来向法师传教，他们谈到彼此的教主、教旨、教义，把天主的博爱与佛陀的慈悲提出来研究讨论。修女在临离去前，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今天终于了解：佛陀的慈悲是普及蠢动含灵一切的生命，确实很伟大，但是，虽然天主的博爱只是为全人类，我们在社会上建教堂、盖医院、办养老院，而你们佛教有吗？”法师心情顿时沉重起来。［6］修女的话触动了他的心灵，也加强了他的信念，他决定把佛弟子的慈悲力量组织起来，从救人做起，并提倡“由善门入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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