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近时在“宗教对话”代替“宗教对抗”的友好气氛之下，来自异教的恶意攻讦固然大量减少了，相对地，连来自友教的逆耳诤言，也就在彼此融洽的气氛下，自动消音了。

　　政治人物对佛教大大礼遇，媒体很难避免受到牵制的困境，而学界对佛教又保持客气，纵使爱深责切，也只流于个人私下的言谈，而不太愿意公诸笔墨，连其他宗教都选择缄默。这样看似让佛教“太平无事”，其实反而失去了制衡的力量。现今台湾佛教有许多光怪陆离的乱象，特别是穿着袈裟的人如果品行不端，炫异惑众，极容易危害佛教。如果这些人是清海、妙天、宋七力，笔者尚不会有焦虑感，但穿着如来法衣而行非法非律之事的那些人，并非佛教社会底层的经忏僧，而是高高在上被拱为圣僧，一旦他们发生任何重大过失与财色方面的丑闻，佛教自难逃池鱼之殃。但是由于佛教界乡愿成习，不但没有公正的批判力量，反而以“若要佛法兴，除非僧赞僧”来粉饰太平。

　　好在台湾在解严之后，报禁删除，数量极多的媒体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不易全数被人收编。所以纵使有人透过金钱或人脉的力量，要求某个媒体不要报导他的丑闻，可是在各平面媒体与电子媒体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其他媒体还是有可能基于市场需求而揭发出来的。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媒体对宗教的监督力量是有其必要的。短暂而言，当然是佛教之痛。但是长远来说，让佛教中的不肖份子知所收敛，或是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这都有其正面价值。更何况，教内人士倘不积极自我反省，也不自我监督、批判，待到教外人士监督、批判的时候，佛教就不可能要求他“下手要恰到好处”了。这些主编与记者对佛教未必有同理心，因此可能下手很重，用词失了分寸；甚至可能“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扩大地造成了佛教界的全面伤害。这也因此而形成了另一重隐忧，亦即：由于这种弊端被揭露到媒体上，往往不祇是形成当事人或其所属山头的伤害，更形成了其他无辜佛教寺院的伤害，受到这种教训之后，佛教中人容易变得更加讳疾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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