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监督与批判的角色是学者。由于学者早年对佛教高姿态的批判受到佛教人士的反弹，并也由于僧伽佛教本身在质与量方面都已有所提升，于是，学者与佛教间的交互，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

　　人类学家早已有过这样的转变。早年他们到了某一个部落，对于这一部落中的一切，往往采取一种西方文化主流的观点来品评物议，动辄为他们贴上“野蛮、未开发、不文明”的标签，但是后来西方人类学者改变了这种高姿态，他们倾向于同情地聆听，忠实地记录，不加任何价值判断。在宗教研究圈里，我们也可看到同样的转变：过去研究宗教的人，往往基于特定宗教或文化偏见的立场，对其他宗教做出严厉批判，到后来转变心态：聆听、“悬搁”、忠实纪录，将诸家宗教的资料并陈，小心奕奕地不作价值判断。

　　汉传佛教早年面对一些有特定意识形态（反宗教、非宗教或异宗教）的学者，对佛教的批判，经常逾越份际。他们不祇是批判某些佛教内部不好的现象，而是连佛教或僧伽的「本质」与“功能”都全盘抹煞。例如，硬说佛教兴盛，必导致国族衰亡，而无视于阿育王与隋唐佛教黄金时代，国族之同步兴隆。又如：硬是抹煞出家角色的所有功能，指称他们是不事生产的寄生虫；或老是把僧尼与情色、暴力作不当之连结。影响所及，连民间戏曲小说都对僧尼有极负面的角色刻划－－要不就是武功高强的巨奸大恶，要不就是怀春尼师与光头淫棍。

　　以儒家为主流的知识份子，不尽然都对佛教有如此的敌意，但有敌意而又拥有发言权的儒者，也并不在少数。他们对于佛教的批判确实是未见公允的，但是，孟子说得好：“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佛教受到儒者严格的监督与批判，也就促使佛教的有心之士生成危机意识，无法坐视佛教一味沉沦、堕落下去。儒者对于佛教的批判，容或失之过苛且不如实，但最起码这会促使佛教反省、节制并修正自己的行事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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